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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論文代寫
中國文學研究論文被引對策
作者:天天論文網 日期:2018/6/25 10:13:16 點擊:

“任何學術研究都是建立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的。離開了對前人研究成果的吸收和轉化,離開了對前人研究成果的傳承和提升,那人類自身的文化創新就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9]既然要繼承和提升前人既有的研究的水平,就離不開對前人學術論文的引用。對此,有學者認為:“引用率作為一項評價指標,是建立在論文既被人引用,同時也引用別人的論文的研究和寫作習慣基礎上的。”[10]( P. 153) 這是非常有道理的。那么,具體應如何促進中國文學研究論文的被引循著科學的軌道健康發展呢?

首先,當下的文學研究應納入到科學的軌道、科學的方法和鏈條上來。從自然科學研究來看,優秀的學者都非常重視學術論文被引,像諾貝爾獎獲得者、遺傳學家奧利弗·史密斯便是一個非常謙遜的科研工作者,他生前經常提及自己“最大的失誤之一”是 1953 年發表了一篇有關測量滲透壓的文章,并表示該文從來沒有被引用過。在2014 年德國林道會議上,他對學生們說: “沒有人引用過這篇文章,也沒有人采用過這個方法。”事實上,史密斯沒有意識到,他的論文并非完全沒有吸引力。在文章發表后的 10 年內,有 9 篇論文引用了它。[11]類似的錯覺,恰恰也說明西方學者對論文被引的重視。

與西方學者重視論文的被引情形相反,國內學者往往重視發文量,而忽視被引數量。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樣,“中國的論文發表量世界第一,引用率卻是 100  名以外”[12]。造成這種局面,除了我們在科學研究的觀念上滯后以外,還與我們的科學研究沒有進入科學的軌道、沒有獲取科學的方法有著密切的關系,只不過其外在表現為不重視被引而已。

中國文學研究論文被引對策

從科學研究的方法和規范來說,文學研究者應該重視學術論文的被引情況。但令人遺憾的是,我們很少聽到哪位文學研究者對自己所撰寫的學術論文的零被引寢食不安,更多的人甚至還對被引到底是什么情況一概不知,一臉茫然。實際上,我們很多學者在學術研究的出發點上便迷失了方向。不少人在其確定文學研究對象后,第一要做的就是研讀文本,這是做文學研究的必經之路; 讀完后產生新的想法,與研究者的思想產生碰撞,爆出火花,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靈感; 于是結合文本進行新的闡釋,開始進入文學批評寫作過程。這可以說是多數研究者的學術論文生產過程。但在這個過程中,研究者失卻了用科學的方法來規范自身的想法,在很大程度上滿足于“自圓其說”的文學研究。文學研究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屬于個人行為,但它并不單純的是個人的事情,因而在科學的研究方法的使用上也存在科學性。一直以來,經濟學研究遵循的是科學性的分析,學理性的研究,講究運用科學驗證、技術語言等方法,而我們的文學研究在多數情況下,仍然停留在主觀評斷的意識批評階段,這也是產生引用率差距較大的重要原因之一。“文學研究和科學研究兩者在方法論上有許多交叉和重疊的地方。諸如歸納、演繹、分析、綜合和比較等基本方法,對于所有系統性的知識來說,都是通用的。”[6]( P. 4) 從現階段的文學研究來看,科學方法的使用對文學研究來說還是一個相對陌生的層面,因而,缺少科學的方法來進行分析研究也就從文學研究的根基上切斷了其科學性。按照科學的方法,就要對相關問題的來龍去脈進行梳理,從歷史的維度考證其流變,從而推進其新觀點的發展。也就是說,在具體談到某一問題時一定要搞清楚,這個問題到底是怎樣的產生過程。我們翻看自然科學的研究、經濟學的研究,基本都是這樣的過程,它不是單獨的就某個現象或某個問題闡述自己的看法,而是根據社會熱點的問題不斷調整自己的問題,然后進入新的研究理論范疇,不斷地在前人基礎上進行推進式研究。而中國文學研究大都是建立在研究者自身對某一問題的看法上自說自話,缺少對其相關領域他人研究成果的理解和對照。這就造成人們在從事文學研究的時候僅僅關注的是文學自身,而沒有關注文學研究的現狀,其具體表現就在于他的文獻中缺少對最新前沿問題的分析,甚至僅是低水平的重復。所以,文學批評說到底還是文學研究的方法的問題。

其次,文學研究的創新性有待加強和提高。

文學研究既是一件具有科學性的工作,又是一件具有創新性的工作。沒有科學性的支撐就無法使文學研究循著正確的軌道前行,沒有創新性的支持就不能使文學研究走上提升的發展道路,二者之間是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的關系。因此,我們要在文學研究中走出既有研究中自說自話的誤區,改變文學論文的低被引乃至零被引的現狀,就需要在加強科學性的基礎上,準確把握好進一步推進文學研究的關鍵所在,文學研究的學術前沿到底在哪里,這學術前沿又到底是什么。為此,我們才會聚焦學術研究的全部精力,集中攻克學術研究中的問題,從而真正地推進整個文學研究向著更高的層次躍進。

學術研究的創新,固然會帶來學術論文的高被引,但高被引并不見得就一定是創新性的學術研究。如有些人在統計論文被引時就錯誤地把高被引當作學術研究創新,他們沒有看到,這些文章的高被引的背后,并不是以學術研究的科學性作為支撐的,相反恰好表明了人們對高被引認識上的混亂。在近幾年的文學研究中,有關莫言的話題似乎成了人們談論的熱點問題,而與此相對應的是,莫言的訪談或自我言說的文章成了高被引文獻。如莫言的《我的故鄉與我的小說》一文發表在 1993 年第 2 期的《當代作家評論》上,截止到2018 年 3 月 1 日止,該文的總被引達到了 206 次,其中博士論文引用 10 次,碩士論文引用 96 次,學術期刊論文引用達到 100 次。而從學術期刊論文引用該文的數據來看,五分之三的引用( 61 篇文章) 是在 2012 年 10 月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后,這既說明了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后,對莫言及其文學作品的關注度直線上升,也說明了許多研究者對莫言及其文學作品的研究仍停留在作家的自我言說上,沒有真正地把研究的觸角延伸到前人的研究上,更沒有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深化和推進莫言研究。為此,我們不妨關注一下與莫言同時期發表的一些有關莫言研究文章。丁帆的《褻瀆的神話: 〈紅蝗〉的意義》( 《文學評論》1989 年第 1 期) 被引 35 次、張志忠的《論莫言的藝術感覺》( 《文藝研究》1986 年第 4 期) 被引 39 次、仲呈祥的《〈紅高梁〉: 新的電影改編觀念》( 《文學評論》1988 年第 4 期) 被引 11 次、樊星的《文學的魂———張承志、莫言比較論》( 《當代文壇》1987 年第 3 期) 被引 7 次。由此會發現,這些研究文章就沒有像莫言的自我言說的文章那樣,產生大量的被引。這恰好說明,許多學者對莫言的研究,注重的是莫言怎樣說,然后在此基礎上為莫言的“立論”尋找根據。這樣的研究,嚴格說來,且不說創新性,單就起碼的學術研究的屬性來說也不具備。對于當前中國文學研究中的這種不正常的莫言研究熱,有學者已經作出清醒的反思: “在一片熱烈的學術狂歡之中,也存在著許多彼此重復、缺乏新意的低效現象。比如說,關于莫言的童心敘事,或者說兒童視角,說來說去,新意有限。關于葛浩文英文翻譯與莫言小說原作的關系研究,已經形成了數量眾多的論文,但是看來看去,這些研究基本是停留在葛浩文對莫言小說在翻譯中的歸化與異化的技術性分析方面,分別列舉諸多具體的例證,其結論卻大體相似,缺少更為深入的思考和闡述———為了免于空泛浮滑,對這一現象略加論述。歸化與異化,是所有的跨語際傳播中不可或缺的普遍現象。而且,葛浩文翻譯了莫言的眾多作品,要從中為自己找出若干例證都不是難事,也不無研究價值; 但是,諸多論者都如此淺嘗輒止,就令人嘆惋。”[13]這里指出的莫言研究中的彼此重復、缺乏創新的學術現象,恰恰是由于忽視論文引用而導致對學術研究的既有成果缺乏了解的結果。

嚴格說來,學術研究只有在科學基礎之上才會走向創新之路。盡管各個學科之間因其屬性不同,其論文的被引數量會有所差異,但不管怎樣,這種差異應該是在可控范圍之內的,而不應該是異常懸殊的。如果這種差異到了異常懸殊的程度,就需要我們對這一學科的創新性進行深刻反思。實際上,不僅經濟學與社會的關系密不可分,文學與社會同樣存在一種特殊的關系。對此,美國學者曾經說過: “文學是一種社會性的實踐,作為媒介語言來使用,是一種社會創造物。…… 文學具有一定的社會功能或‘效用’,它不單純是個人的事情。因此,文學研究中所提出的大多數問題是社會問題,至少終歸是或從含義上看是如話等弊端,從而使文學研究走上創新之路,自然,由此而來的論文被引的數據提升,便在情理之中了。

再者,文學研究者要有獻身學術、求真求是的科學精神。許多文學研究者從事學術研究,并不是出于獻身學術的目的,而是有著太強的功利性,甚至僅僅是為了“稻粱謀”,也就是說,文學研究往往被當作某種獲取自我利益的手段。這樣一來,學術研究本身便無法構成其學術研究的目的性,而僅僅充當了橋梁的作用,自然也就談不上求真求是、獻身學術、獻身真理了。對此,有些清醒的學者發出了這樣的“天問”: 文學研究的意義究竟在哪里?  客觀地說,在現實社會中,許多從事文學研究的學者,并沒有把學術研究當作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而是陷入到了“文學自娛”和“文學取利”的誤區,文學研究遠離了社會,也遠離了生活,更遠離了大眾,文學研究最終成為從事文學事業的圈內人士的集體項目,大家互相吹捧,互相抬轎,搞得好不熱鬧。但是,這些遠離了社會、生活和大眾的文學研究,因為沒有承載起社會的重任,最終成為無病呻吟的庸俗之作。

人生境界決定研究高度,文學研究之于個體意義實為重大。我們的文學研究者應該努力實現作為知識分子的個體價值意義,尋找到社會群體中個體的位置,實現個體的意義。對社會問題應有社會責任意識,從而在社會中更大程度地實現自我的社會價值,拋棄社會與個體的二元對立的觀點,將個體充分融入到群體中去,將自我的社會價值和經濟價值合為一體。

文學研究者要真正地把文學研究推向深入,就需要高揚起文學對社會和人生的大膽干預的旗幟,就需要當作自我人生社會價值的實現方式,真正地發揮文學研究的引領作用,使文學研究作用于社會文化的建設,真正獲得超越物質的價值和意義,真正獲得超越現實功利性的目的,由此進入更高的人生層次,這才是真正的文學研究者應有的態度。由此出發,我們才能沉潛到學術中,才能端正從事文學研究的態度,才能避免急功近利的浮躁情緒,才能真正地翻閱浩如煙海的原始文獻,才能真正地跟蹤國內外的文學研究的學術前沿,才能真正地提高文學研究的科學性,確保文學研究富有學術上的創新性。

總的來看,中國文學引用率的高低雖不能完全代表中國文學當下的價值和發展能力,但它仍舊是提高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地位的重要評判指標之一,其影響力不可低估。因此,從表層來看,強化學術論文的被引,好像有緣木求魚之嫌,但從根本上說,把學術論文的被引置于一個科學的平臺上加以審視,我們就會發現,在學術論文被引的背后,隱含的是學科的科學性這樣一個根本問題。也就是說,被引這樣的“形式”問題,不僅僅是“形式”的問題,而是隱含著深刻的思想。也許,在我們對“形式”認識發生轉變的同時,還將對“內容”的理解發生深刻的變革,這也許是中國文學研究與世界同步的一個重要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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