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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論文代寫
中國文學研究論文被引存在的問題
作者:天天論文網 日期:2018/6/25 10:03:52 點擊:

隨著現代學術事業的發展和對學術發展規律認識的不斷深入,學術規范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高度重視,學術研究的科學性得到極大提升,這對擺脫既有學術研究中存在的非科學性乃至偽科學性都有極大的作用。但不容忽視的問題的是,學術研究的科學性到底體現在哪些方面? 怎樣才能提高學術研究的科學性? 具體到作為學術研究成果重要形式之一的學術論文來說,怎樣看待和評價學術論文的被引現象? 本文擬通過中國文學研究論文被引來探討回答這些問題,相信這不僅有助于我們提高中國文學研究的科學性,而且對其他人文社會學科研究的科學性的提升也有鏡鑒作用。

從學術規范來看,學術論文的被引是考核其學術價值高下的重要方面。一般地說,學術論文被引次數越多,意味著學術論文的閱讀量越大,其學術影響力自然也就越大,反之亦然。當然,學術論文的被引次數的多少,與學術論文的價值并不能簡單地劃上等號,我們也不能認為那些被引多的論文就一定比那些被引少的更有價值。從整體上看,一篇論文的被引次數的高低對我們審視學術論文的價值,可以作為一個重要的參考。換言之,這種“量”的分析還要和“質”的把握相結合。

從學術研究的大的學科分類來看,我們可以將其分為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自然科學隨著學科發展,已經形成了一整套嚴格的學科規范和考核機制,為此,一些具有世界影響的大數據庫不定期地發布高被引作者及其高被引論文。目前,隨著互聯網技術的提升,許多自然科學的學術論文已經形成了一個具有世界通行、為學術界公認的評價體系,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化學、數學、物理等自然科學學科。這說明,在自然科學學科中,不管你是什么膚色、什么種族、什么國家、什么政黨和意識形態,都不會因此而改變自然科學的科學屬性。也就是說,自然科學是一種世界通用的科學,它具有統一的考核標準,任何一個國家的學者都被納入到了一個統一的考核價值標準中。因此,從其定期發布的學者學術影響力可以發現,世界范圍內的學者是可以進行排名的,其學術影響力是實實在在地可以看得見、摸得著的。

中國文學研究論文被引存在的問題

既然自然科學能夠形成一套世界通用的考核標準,那就意味著不同的學者都要遵循同樣的規則,否則,諸多考核機構就不可能對其作出科學的考核。那么,這個通用的規則是什么呢?  這便是在科學研究中極為嚴格的邏輯性。所謂邏輯性,簡單地說就是前人的研究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基石,后人的研究是在前人奠定的基石上進行研究的。牛頓曾經說過: “如果說我比別人看得更遠些,那是因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上。”[1]( P. 92) 科學研究上的后來者,往往都是站在前人的肩上取得成就的。因而,整個科學研究便顯示出一種前后貫通的邏輯性,就是環環相扣的邏輯鏈條,自然也是一個后浪推前浪的代際傳承。正是由此出發,自然科學非常關注學術研究的前沿問題,唯有瞄準了世界學術研究的前沿問題,才能使自己的研究承接前人的研究,才能使自己的研究進一步深化前人的研究。而要想瞄準前人學術研究的前沿問題,就需要從事這一領域的研究者對本領域研究的既有成果爛熟于心,就需要了解下一步要攻克的困難是什么,然后再找出這個困難的重點和難點所在。所以,從事自然科學的學者,必然要融入到學術圈中,并由此了解和熟知前人既有的研究成果,然后才能厘定自我學術研究的方向和目標。從這樣的意義上說,我國改革開放之后,派出大批的留學生,正是讓留學生了解和融入到西方學術圈中,學習和熟知前人已經取得的學術研究成果,把握和錨定學術研究前沿的問題,進而實現所謂的后發超越。從實際效果來看,中國改革開放 40 年來的實踐證明,這是一條切實可行的捷徑,也是一條必須遵循的科學規范,其對中國科學發展起到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這正是我國逐漸接受西方對高被引作者及其高被引論文重視的內在緣由。

在自然科學研究中,研究者既然要站在前人的肩上,自然就要在學術研究論文中對前人的“肩”有所涉及; 既然要涉及,便必然要對前人既有的學術研究成果加以引用。這樣一來,學術研究中的引用問題便自然而然地產生了。那么,后人對前人的研究成果加以引用時要考慮哪些方面呢? 一般地說,后人看重的是前人既有研究的前沿性和科學性,從被引數據來看,哪些高被引作者往往就是本學科領域內具有重大學術影響力的學者。近年來,隨著學術評價體制與西方社會接軌以及學術研究規范化程度的逐步提高,我國學術界對論文引用率的評價功能越來越加重視和強調,因而中國學者在論文引用率方面的成績表現也越來越加突出。據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發布的 2017 中國科技論文統計結果顯示,我國國際論文被引用次數排名進入世界第二,較前一年上升 2 位。就單一學科而言,材料科學領域論文引用次數排在世界首位,另有 8 個學科領域排名世界第二位。[2]由此看來,在西方學術評價體系中,考核學術論文的學術影響力時高度重視被引這一數據,并不是沒有道理的。

如果說自然科學具有客觀性和科學性的話,那么,社會科學則相對來說較為復雜。社會科學的研究尚具有一定的主觀性,但就其根本而言,畢竟還具有某些客觀性,這在經濟學研究中表現得比較明顯,許多經濟學論文甚至直接使用了數學模型。這樣一來,對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學者撰寫的學術論文進行被引分析,也就自然具有了相對的科學性和客觀性。但是,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尤其是在人文領域中的科學性把握起來有較大難度,下面不妨結合中國文學研究論文的被引數據作一簡單分析:

中國文學屬于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包括哲學、經濟學、教育學、歷史學、法學、文學與管理學等學科,在 CNKI 包庫中大致劃分為哲學與人文科學學科、經濟與管理科學兩大類。目前為止,在哲學與人文學科中引用數最高的為 2004 年發表在《心理學報》上的《中介效應檢驗程序及其應用》,引用數高達 5349 次。相對于同屬于人文社科領域的經濟學來說,我們查詢了經濟與管理學科,以經濟學界比較有影響力的林毅夫( 農業經濟博士) 的相關文章為例,被引最高的是刊發在 2001 年《經濟研究》上的《中小金融機構發展與中小企業融資》,被引數高達 5772 次,下載量為 38799 次; 其次是周其仁的《市場里的企業: 一個人力資本與非人力資本的特別合約》,被引數為 4715 次,張軍等人的《中國省際物質資本存量估算》被引數為 4696 次。① 我們也查詢了其他學科領域的被引數,發現基礎科學是 2769 次,工程科技 2763 次,農業科技 2033 次,醫藥衛生科技2749 次,社會科學 4672 次,信息科技 5544 次,經濟與管理科學 5772 次,哲學與人文科學 5349 次,不同學科最高被引存在著較大的差距,但遠沒有中國文學這樣巨大。

那么,中國文學研究論文的被引存在的差距在哪里呢?  根據在 CNKI( 知網) 數據庫中哲學與人文科學學科條目下設文藝理論、世界文學、中國文學、中國語言文字、外國語言文字、音樂舞蹈、世界歷史、中國通史等學科,點擊中國文學學科的被引一欄,我們發現,2001 年發表的論文《全球化時代文學研究還會繼續存在嗎》的被引數最高,達到615 次; 其次是論文《意識形態與 20 世紀中國翻譯文學史》被引數為 508 次,論文《論“二十世紀世紀中國文學”》被引數為 462 次。單從這一數據來看,經濟學學科論文的被引數據完全超出了中國文學相關文章的最高被引數大約在 10 倍左右。

當然,中國文學的最高被引比其他學科的最高被引相差甚大,還不是最讓我們感到尷尬的事情,最為令人感到尷尬的事情是,很多學術論文的被引竟然在個位數,甚至零被引論文也不在少數。那么,問題到底出在哪里呢?

中國文學研究論文與其他學科研究論文的最高被引數差距甚大,且整個中國文學的被引總體偏弱,這背后有著諸多的原因。具體來說,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社會的轉型導致了文學的邊緣化。文學熱以及文學研究熱已成為明日黃花,取而代之的是諸多實用型學科研究,經濟學等學科開始居于社會的中心位置。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的重心開始轉移,這便是一切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此口號的導引下,經濟學異軍突起,成為人們關注的熱點,而文學熱、文學研究熱的時代漸行漸遠。對此,李宗剛對《新華文摘》轉摘文學作品和文學評論類的數量進行過統計: “1980  年代,在《新華文摘》的欄目中,占據絕對優勢的是文學作品和文藝研究欄目。我們不妨以 1981 年第 1 期《新華文摘》為例略加說明。這期《新華文摘》共收入了 97 篇文章( 除去所刊登的美術作品、學術動態、綜合報道、論文提要、補白等欄目) ,其中,文學作品類的文章便有 16 篇,其所占的比例達到了16. 4% ; 文學評論性的文章便有 18  篇,其所占的比例達到了 18. 5% ; 文學作品和文學評論類的文章共計占了 34. 9% 。”到了新世紀之后,情況則發生了根本改變: “2012 年第 24 期《新華文摘》載文共有 44 篇,其中,文學作品所占的比例為 2% ; 文學評論所占的比例為 6% ,文學作品和文學評論類的文章共計占了 9% 。”[3]( P. 7) 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文學研究在整個學科中所占的比重已經出現了大幅下降,文學創作及其文學研究開始被邊緣化。

客觀地說,隨著中國社會向經濟社會轉型,經濟類的論文數量開始激增,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畢竟,研究經濟問題較之研究文學問題來說,對社會產生的作用更直接、更有效。在此情形下,有關經濟學研究方面的論文自然就得到更多的關注,與此相關聯,其被引數據在幾率上也要高出許多。打開 CNKI( 知網) 數據庫,不難發現,1978 年之前的經濟與管理科學方面的學術論文為 1926 篇,不足 2000 篇; 而 1979 年則為 4721 篇; 到 1980 年則實現大的躍進,成為10294 篇; 到2006 年則突破百萬余篇,發表數高達 1263730 篇。從 1980 年后經濟界的相關文章則每年以不低于 50% 的速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迅速發展為學術界的熱點,20世紀 80 年代以來占領學界論文發表數量的第一。而相對來說,文學研究的學術論文在 1978  年為5419 篇,1979 年為 11677 篇,1980 年為 18697 篇,到 2006 年 299560 篇; 20 世紀 80 年代后經歷過迅速發展期然后迅速進入穩定發展,期間還有衰退現象。學術論文的發表數與被引數雖然不能完全說明哲學與人文科學和經濟與管理科學在社會發展中的影響和地位,但它至少表明,經濟學相關學科的社會關注度遠遠超過了文學學科。文學研究正在成為只在文學圈內產生影響的學科,日漸被邊緣化,而經濟學及其相關學科影響范圍越來越大。

其次,文學研究自身存在著非科學性的問題。這一問題嚴重制約了學術研究內在邏輯性的順利展開,由此導致學術論文的被引止步不前。嚴格說來,學術規范是在上個世紀 90 年代才得到了重視的。尤西林《人文學科特性與中國當代人文學術規范》( 《文史哲》1995 年第 6 期) 、黨圣元《學術規范與學術人格》( 《文學評論》1996 年第 5 期) 、仲偉民《談談“學術規范”》( 《江南論壇》1996 年第 4 期) 等是較早關注學術規范的一批學者和論文。在此之前,人們對學術規范的認識并不清晰,甚至還存在著嚴重的混亂,更有甚者,明知故犯,走上了學術不端的歧路。在此情形下,且不說要求作者遵循學術規范,即便是能夠守住底線已實屬不易,再加上互聯網技術處于起步階段,有關學術論文的數據庫尚處于草創時期,因此,即便是在學術論文撰寫中存在一些學術不端的問題,也難以被很快發現。值得欣慰的是,隨著互聯網技術的不斷發展和數據庫建設的逐步完善,學術不端查詢系統的制衡作用越來越突出,學術不端行為正在得到有效遏制并開始呈現下降趨勢。

在中國文學研究領域,人們面對經典作品也許根本不需要閱讀前人的研究成果,直接通過閱讀文本便可獲得屬于自己的閱讀心得,然后再把這一心得用學術論文的模式外化出來。如此撰寫出來的學術論文,除了要引用該文所要論及的作品之外,一般很少涉及前人的研究成果———也就是說,絕少有真正學術意義上的引用。這樣看來,人文領域的學術研究之推進的內在邏輯便與自然科學截然不同,也與一些注重實證方法研究的社會科學有所區別,往往會演繹成一種自說自話的論文模式。我們在這里將其命名為論文模式,根據就是這種論文盡管也有引文,盡管也通過邏輯推理分析論證其要陳述的中心觀點,但就其本質而言,卻背離了學術研究“站在前人的肩上”這一基本原則。它沒有對前人的研究進行系統把握,也沒有將如何亟需推進的問題在前面提出,這表現出作者鮮有對該領域既有研究成果的了解和把握,具體表現為沒有引用前人關于這一問題的研究成果,而僅僅滿足于對自己提出的觀點進行分析論證。然而值得關注的是,由于沒有對前人的研究進行系統梳理,他們提出的所謂獨立見解或觀點往往已被前人論述得很透徹了,這也直接導致了論文引用的不被重視,在中國文學研究領域一些學術水平頗高、影響較大的論文,其被引次數卻往往多年止步不前,未有顯著增長。在 20 世紀80 年代末,陳思和、王曉明等人主持“重寫文學史”專欄,并由此開啟了“重寫文學史”新觀點、新看法的討論與研究,但是隨后這個話題卻“沉寂了十年”[4]( P. 68) ,除卻文學研究界的部分學者引起共鳴,在全國范圍內響應者寥寥數人,直至 10 年后“重寫文學史”才由口號轉為實績,多部文學史著作陸續登上歷史舞臺。而文學研究的理論創新性方面顯然更是不足,這一方面緣于文學研究自身理論突破難度較高,一般來說,語言類的文學研究存在“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現象,因而創新性的文學理論的提出需要時間的檢驗; 另一方面,文學研究與時代變化關系密切,時代訴求的不同、歷史環境的變化,都極易引起文學研究意識形態方面的變動,而反過來,時代的穩定、歷史環境的穩定性也促使文學研究理論上的穩定性增強,為創新性增加了難度。正如黃子平、陳平原、錢理群等人在 20 世紀 80 年代提出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概念,其理論創新性就在于“把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作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來把握”———“一個由古代中國文學向現代中國文學轉變、過渡并最終完成的進程,一個中國文學走向并匯入‘世界文學’總體格局的進程,一個在東西方文化的大撞擊、大交流中從文學方面( 與政治、道德等諸多方面一道) 形成現代民族意識( 包括審美意識) 進程,一個通過語言的藝術來折射并表現古老的中華民族及其靈魂在新舊嬗替的大時代中獲得新生并崛起的進程”[5]。時至今日,中國文學走向并匯入“世界文學”的進程也未完成,且成效不大,世界文學對中國文學研究理論方面的引用率也是微乎其微,這不得不說,中國文學在理論創新方面仍然困難重重。

客觀地說,文學研究多數離不開對文學作品( 如詩歌、小說、散文、戲劇等) 的思想認識,它產自于學者本身的思想,然后與評論者的心得體會有很多的關聯。正如我們常說的: “一千個讀者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不同的研究者對相同的作品可能產生不同的思想或認識,這也就促使多數的文學研究活動還停留在自說自話的“一家之言”上,其科學性的學術研究價值并不盡如人意。而反觀經濟學研究,以《中小金融機構發展與中小企業融資》為例,在其行文中,更多的內容是偏向于用大量圖表、數據、調研、計算等科學的研究方法來闡釋經濟現象,從而得出相對科學的理論。從這個層面上來說,經濟與管理科學學科的科學性要高于文學研究的科學性。而且,經濟相關的學科其研究的內容更多的是與當下社會發展密切相關的問題,其所涉領域較多,工業、農業、企業、文化經濟等方面都在其研究范疇之內,問題基數也比較多,解決實際性問題也較為明顯,其對社會的學理性價值也較高。而相對來說,文學研究涉及到的是古代文學、現當代文學以及漢語言文學、文藝理論等方面,僅僅在人們的精神層面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它往往不能解決社會現實中的實際問題。因而,文學研究在整個社會的話語權的問題層面上來看,其影響還是較小的。

其三,有些學者為減少其論文重合率有刻意“改寫”或規避引文現象。隨著適應抵制學術不端行為需要而開發的查重檢測系統的普及和應用,重合率被諸多機構和期刊編輯部作為是否采用學術論文的重要指標,有些作者為了避開重合率這個“雷區”,有意識地將引用文獻內容進行“改寫”“改編”,從而把本來可以引用的觀點換成自己的語言表述,這又使學術論文的被引止步不前。這種現象在許多文學研究論文中表現較突出。有些文學研究者盡管也查閱參考他人的方面,但為了避免被發現抄襲,鑒于自身觀點與他人觀點相同,在語言表述上就會自覺地避開相關語言而“另尋他路”,有意識地回避同一觀點,重新對自身觀點進行語言改裝。這種方式一般在學界被稱為“攪拌式抄襲”,顯然缺少科學的嚴謹態度。韋勒克曾批評文學研究的一種極端現象: “否認文學研究為一門科學,堅持對文學的‘理解’帶有個人性格的色彩,并強調每一文學作品的‘個性’,甚至認為它具有‘獨一無二’的性質。”強調這種極端的現象是“一種反科學的方法,趨向極端時顯然要冒一定的風險。因為個人的‘直覺’可能導致僅僅訴諸感情的‘鑒賞’導致十足的主觀性。”[6]( P. 6) 文學評論需要與世界形成對話,既要有對文學的社會問題的高度敏感性,也缺少不了研究者科學嚴謹、端正的研究態度,而文學研究中存在的過于主觀的個性化情感則會大大減弱文學的科學性。同時,應當梳理相關方面的前沿成果,引用前沿學術理論話語,從而完整地呈現出問題的發展及流變。而在這一過程中,就需要文學研究者閱讀大量的文獻資料,且不僅僅限于中文研究資料,還要具有世界性的眼光,用科學的方法借鑒、吸收西方理論中與中國文學相對接的研究成果,并用馬克思主義的批評方法正確看待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等背景下學術研究成果的差異。

在對學術論文的被引情況進行考察時,我們還發現一個問題,那就是人為地干預論文的被引問題,此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對此,國外有學者也曾經進行過批判,像荷蘭萊頓大學的文獻統計學研究人員盧多·沃爾特曼就曾指出,很多的論文只是勉強逃離了“從未被引用”的窘境,“我們知道,很多引用是很膚淺的或者敷衍的。”紐約Mare 公共和國際關系學院的健康經濟學家達利亞· 雷勒對互助引用進行了批判: “即使高引用率的研究也可能是一個游戲,學者們互相引用,卻沒有為任何人帶來進步。”[7]不可否認,這種現象在國內學者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因此,我們對學術論文的被引進行科學考察的同時,還需要關注對學術論文被引的數據的甄別性分析,不能一味地把被引當作唯一的依據。要知道,任何事物都是利弊兼存的,任何學術評價體系“不管突出了哪個參數,都會在凸顯這一參數作用的同時,遮蔽了其他參數的作用”[8]。事實上,諸多的學術評價體系已經在注意規避單純看重被引的數量,既注重定性的科學估量,又注重被引本身的定性評估。但不管怎樣,對學術論文的被引的考察,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科學審視學術論文的窗口。引用率的高低不是判斷學術論文價值的唯一標準,也不可能全面地反映出學術論文的創新性和科學性,但作為評價論文價值的指標之一,它卻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論文在社會上的影響力,顯示出被學界或社會認可的程度,我們應當給予足夠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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